众所周知，周作人是著名大文豪鲁迅的亲弟弟，也是一名小有成就的作家。

不同于鲁迅英年早逝，周作人倒算是长寿，一直活到了82岁才离开人世。

虽然活了这么久，不过周作人的晚年生活却是一团乱麻：

打死不承认自己当过汉奸；与日本妻子不和睦；与哥哥鲁迅一家也不甚来往...
周作人与鲁迅之间到底有何纠葛？周作人的晚年生活为何如此不堪？

周氏三兄弟

先来说说大名鼎鼎的鲁迅，鲁迅其实原本并不姓鲁，而是姓周，叫周树人，在家里排行老大。

在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，二弟名叫周作人，三弟名叫周建人。

周氏家族位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，原本是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，在当地很有名望。

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兄弟三人自然是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，这从鲁迅那篇名叫《闰土》的文章里就可以看出。

不过天有不测风云，在兄弟几人年幼的时候，他们的祖父因为在考场行贿被光绪皇帝判处了斩刑。

父亲为了救出祖父，变卖了大多数家产，勉强把祖父的命保下来了，但周家也从此没落。

后来，父亲又去世了，周家的光景更是一日不如一日，鲁迅作为家中长子，也就成了一家人的主心骨。

正所谓，长兄如父。

为了养活这个大家庭，鲁迅早早地开始工作，所挣的工资也几乎全部贴补家用了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要代替去世的父亲，安抚柔弱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，为弟弟们张罗着娶亲成家。

在鲁迅的努力维持下，一大家子虽然过得艰难，但总算是和和顺顺、兄弟和睦。

但后来，一个女人的出现，让这个大家庭逐渐走向了撕裂。

这个女人便是二弟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。

周作人作为传统家族的孩子，为何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为妻？

这还要从1901年说起。

当时国内掀起了新学风潮，周作人在哥哥鲁迅的安排下去了南京，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念书，

周作人在管轮班读了6年书，由于当时的专业科目都是英文，让他从此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。

21岁那年，周作人听从哥哥鲁迅的安排，跟随哥哥一起去日本东京求学。

当时，周作人对日本还不甚了解，对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什么规划，只不过哥哥把一切留学手续都安排好了，他也就跟着去了。

周作人的日本妻子

远在异国他乡，哥哥怕周作人学坏，便对他管得很紧，平日里大部分时间都要求周作人读书学习。

周作人从小在哥哥的庇护下长大，虽然对哥哥言听计从，但也养成了忠厚软弱、独立性差的性格。

为了让弟弟安心学习，鲁迅便给家里请了一个女拥专门操持家务，她就是羽太信子。

羽太信子是个身材娇小的女孩，长相一般，但皮肤却很白。

俗话说一白遮百丑，在周作人眼里这个皮肤白皙的日本女孩还是很漂亮的。

因此，在羽太信子来的第一天，周作人就感觉原本枯燥乏味的留学生活多了一抹色彩。

羽太信子是日本社会中的下女，从小是吃苦长大的，做惯了女拥的她很懂得服侍主家。

在为周氏兄弟服务时，她总是将家里的一应琐事处理得细致周到、井井有条，令鲁迅和周作人都很满意。

彼时，羽太信子与周作人年龄相仿，于是二人常常在闲暇之余拉拉家常。

羽太信子虽然是佣人，但在谈吐方面却不卑不亢、落落大方。

一来二去之下，周作人便觉得这个娇小的女孩非常可爱，心里逐渐对她生出了一份爱意。

而羽太信子也对这个雇主家的“少爷”颇有好感，于是便更加体贴地照顾周作人，还在忙完家务后找他出去游玩。

一段时间后，二人捅破了那层窗户纸，确定了恋爱关系。

鲁迅得知后，没有过多反对弟弟和这个日本女人谈恋爱。

1909年，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在日本登记结婚，组成了幸福的小家庭。

对于这段婚姻，要说最担心的莫过于周作人的母亲鲁瑞了，因为当时是旧社会，跨国婚姻还是很少见的。

鲁瑞担心儿子和日本女人的婚姻被国内亲戚们议论，也担心两人文化习惯不同，以后会合不来。

但考虑到周作人对羽太信子很痴迷，二人在日本也已经领证了，便默许了这门婚事。

日本妻子导致兄弟感情分裂

1911年兄弟二人回国了，羽太信子也跟着周作人来到了中国。

回国后，周作人凭借着留学经历，在浙江省教育司做了半年督学。

后来，又辗转去了浙江省一所中学当了老师，教授学生英文。

虽说彼时周作人已经成家立业，但并没有分离出周家，周家一大家子人还是在一起生活，养家的重担也还是在鲁迅身上。

不过，好在鲁迅靠着写作出书收入可观，家里的一应开支也还算供得上。

1919年，鲁迅做了一个重大决定：离开绍兴老家，全家迁往北京。

于是，在五四运动前夜，鲁迅带着一家老小到了北京，并在北京买了八道湾的一处宅子，一家人又其乐融融地生活到了一起。

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人，鲁迅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拿出来补贴了家用。

按理说，鲁迅的工资应该由他的妻子来管理，但他的妻子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，根本没办法记账。

鲁迅只好将工资交给弟媳羽太信子打理，让她来负责分配家财，管理一家人各种开支。

而周作人也把工资交由妻子一并打理。

羽太信子本是下女出身，按理说她应该很会勤俭持家的，但一下子管理那么多钱，她却开始飘了。

她仗着自己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，常常私下挥霍，各种给自己买买买，可谓怎么奢侈怎么来。每个月她一个人都要花掉几乎一大半的钱。

起初鲁迅和周作人并不知道，后来鲁迅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一查账才知道自己和弟弟的工资都被弟媳挥霍光了，这让他很生气。

因为鲁迅历来提倡节俭，对于这样奢靡的作风非常反感，于是他便找到周作人指出弟媳的不对。

然而，周作人年轻时候是个宠妻狂魔，对于哥哥的提醒压根不当回事。

无奈之下，鲁迅只好直接找到羽太信子，当面提醒她要好好管理家财，多为这一大家子人筹谋，不要再肆意挥霍。

羽太信子表面顺从，但在实际行动上并没有作出任何改变。

甚至为了赌气更加变本加厉地挥霍，到后来直接搞得家里负债累累，还常常找周作人抱怨鲁迅的种种作为。

鲁迅又多次找到弟弟周作人，二人甚至为此发生了激烈争吵，但周作人根本管不住羽太信子。

鲁迅对这个软弱的弟弟恨铁不成钢，一气之下便搬出了八道湾。

鲁迅搬走后，周作人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继续任由妻子挥霍。

他本人也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者，只管当下过好日子，从不考虑乱世中一大家子人的后路。

周作人走上汉奸之路

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北京的局势陡然危急，北京大学的师生在商议过后决定撤出北平。

此时，周作人并不打算离开北京，于是便被校方任命为看护学校的负责人之一，并获得校方每月发放的50元生活补贴，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薪资。

在之后混乱的时局中，很多人的日子变得异常艰难，而周作人以写作谋生日子过得倒是很滋润。

在这期间，周作人还有一些读书人特有的民族气节，他时常在文章中写道，虽然日子过得不如从前宽裕，但绝不会被日本人的思想和诱惑腐蚀。

1937年的12月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堂而皇之地成立了。

周作人作为当时小有名气的文化人，被邀请为临时政府效力，但他严词拒绝了。

彼时周作人还是继续保有气节的，然而两年后的一件事，却让周他踏上了汉奸之路。

1939年的元旦，周作人在家中写作忽然听到有人敲门，他起身出去开门发现是自己的一个学生。

他客气地询问学生因何事拜访，而这名学生却忽然掏出手枪朝他射击。

不过周作人命不该绝，子弹不偏不倚射在了上衣的一粒纽扣上，没有伤到要害。

因此他躲过一劫，但他的车夫却因为救他被射杀身亡。

这次刺杀事件后，周作人开始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于是，他决定应邀为汪伪政府效力，并在之后出任了汪伪北大文学院院长、汪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等职。

在为汪伪政府卖命期间，周作人发挥所长写了很多文章，其中不乏美化汉奸政权、鼓吹中日亲善的言论。

这些文章自然受到了汪伪政府和日本当局的欣赏，周作人也因此在汉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了无条件投降，周作人的汉奸之路才彻底结束。

与此同时，国内掀起了惩治汉奸的热潮，周作人惶惶不可终日，但又抱着一些侥幸心理。

他心想自己是个有点名气的文化人，也许不会被带走，然而他还是没能躲过这次“肃奸”行动。

翌年5月，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。

11月16日，他被高等法院以“共同通谋敌国、图谋反抗本国”判处14年有期徒刑。

此外，他还被褫夺公权十年，所有财产刨除必须生活费后一律充公。

在众人看来，周作人曾经在国家危难时期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到汪伪政府任职，变相帮助实施日本侵华计划中的奴化教育。并且协助敌人调查华北资源、日本的侵略计划涂脂抹粉。

这些通敌卖国的罪行，就是判死刑也不为过，然而，周作人却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。

在审判当日，周作人异常激动，甚至亲自为自己辩解，声称当年出任汪伪政府的公职是有苦衷的。

而这所谓的苦衷，就是他需要养活一大家子人，生活非常困难，后来又遭到日本人刺杀，为了自保才应邀出任汪伪政府的职务。

当法官问他为何在卢沟桥事变后没有撤离北京，他说，原以为这仅仅是一次地方冲突，很快就会平息。

他还大言不惭地声称，当时自己想留在北平维持教育，为国家尽一份心力。

要说周作人的确是巧舌如簧，但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并没有打动威严的法官，等待他的依然是牢狱之灾。

在狱中，周作人仍然时常为自己喊冤，但并没有人理会他。

直到1949年1月26日，解放战争进入尾声，周作人才被释放出狱。

出狱后他先是投奔到了上海的一个学生家里，之后，他便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北京八道湾的房子居住。

凄惨的晚年生活

几个月后新中国成立了，周作人又开始担心自己未来的处境，便早早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。

这封信文采斐然，足有六千多字，内容多是对过去汉奸行为的检讨和辩解。

在信中他还恬不知耻地申请政府，不要没收他名下八道湾的四合院，并称自己懂得希腊文，愿意继续为新中国效力。

周恩来总理看完信后，找到毛主席拿主意，毛主席看完后笑着说：

“文化汉奸嘛，他倒是也没有杀人放火。

现在懂希腊文的不多，把他养起来，以后做翻译、出版工作。”

至于保留八道湾的四合院，毛主席拒绝了周作人的申请。

最终，周作人及其家人被批准继续住在八道湾11号，但彼时房子已经不属于他个人，而是被收归国有，房子里还住着其他居民。

而周作人之所以能继续住在这里，还得益于房子原本的买主是鲁迅。

不过，也正是因为这套房子，导致周作人和鲁迅遗孀许广平、鲁迅之子周海婴之间的关系一直僵着。

原来，这个房子房产证上最初是鲁迅的名字，鲁迅当时倾尽资产购下这套房子，并定下契约：

八道湾的房产，拆分为四份，周氏三兄弟各占一份，母亲鲁瑞占一份。

后来，周作人和鲁迅因为羽太信子挥霍家财一事闹了矛盾，鲁迅愤然离家，周作人倒是理直气壮地继续住在宅子里。

再后来鲁迅去世了，周作人立马找来几个“中人”，把房本名字改成了他自己，而鲁迅的母亲和妻儿对此毫不知情。

房子“过户”成功后，周作人便把多余的房屋租了出去，并获得了一笔不菲的租金。

按理说，这笔租金是从其他三份房产中得来的，他应该用这笔钱给鲁迅遗孀、周母等人作为生活费，然而他却直接将其据为己有。

后来，他的母亲鲁瑞，生活实在困难，他才给母亲每个月50元的生活费。

即便物价飞涨，他也没有多给一分钱，而是任由老母亲过着拮据的日子，自己却每天坐着小汽车来来回回，在八道湾的宅子里吃香喝辣。

为此，鲁迅儿子周海婴对这个叔叔很有敌意，认为他趁着时局混乱有意侵占周氏家族的房产，还当起了汉奸，实乃家族的罪人，宁愿与他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

晚年时期，周作人每每提起侄子和老母亲对自己的态度，总是哀叹不已。

然而，同样令他烦闷不已的，还有妻子羽太信子的变化。

周作人再次回到北京后，原本可以靠着不错的文笔继续赚取高额收入，由于他年轻时候当了一把汉奸，让很多文化机构对他多有意见。

就连读者们，也对于周作人这一名字署名的文章非常排斥。

无奈之下，周作人只能隐去姓名，以一个假名字发表文章，但假名字并没有任何名气，也就难以赚到高额稿费。

这样一来，家里的生活水平也就直线下滑。

俗话说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，早年间已经养成了挥金如土的习惯。

晚年周作人经济拮据，常常令她不高兴，二人之间也经常为了生活的柴米油盐吵架。

吵来吵去，二人之间的感情也不像从前那样亲密了，羽太信子又开始怀疑周作人是否变了心。

几番折磨之下，周作人认为妻子得了“癔症”并且常常发作，他也就懒得再与妻子争论。

1962年4月6日，羽太信子因为重病被送到了医院救治，病重时她以一口绍兴话，询问周作人是否前来，然而周作人并没有赶到病床前。

羽太信子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，得知消息后周作人顿感孤独，同时也觉得“精神上少了一重负担，可以安心地工作了”。

之后，周作人便过上了茕茕孑立的日子，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扑在文学写作、翻译方面。

直到1967年5月6日，他才寿终正寝。

原本以他的文学造诣，死后应该办一场追悼会，以便亲朋好友和社会人士前来追悼。

然而早年的汉奸身份，早已让人们忘记了他的名字，因此最后送别他的只有寥寥几位亲属，这些亲属中不不包括鲁迅之子周海婴。

周作人去世后，很少有人会再提到作家周作人，大多数时候提到他，都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。

可见，周作人来世间走一遭，尽管他机关算尽，但最终还是仅仅活在哥哥的光环之下。